九十年前，鲁迅逝世，数万人沿途送葬，“民族魂”三个字成为人们对这位文学家的至高评价。一个作家的离世，何以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震动？而在今天，为什么我们很难再看到像鲁迅、狄更斯、托尔斯泰那样，既以文学作品打动读者，又深刻影响公众理解世界的作家？是当代文学失去了力量，还是时代发生了变化？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认为，答案或许不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所处的市场环境。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他以“替代效应”和“分工效应”两个机制，解释文化产品日益丰富、知识生产不断专业化的时代，文学何以逐渐失去过去的中心地位。今天不再有鲁迅，并非因为缺少同样有才华的人，而是产生鲁迅式社会影响力的条件已经改变。

九十年前，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年仅55岁。宋庆龄、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参与治丧。三天后出殡时，数万人沿途送葬，步行十余里。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色挽幛，上面是沈钧儒题写的三个大字——“民族魂”。

英国汉学家詹纳尔（《西游记》的英译者）在1982年发表于《中国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整个民国时期数以亿计的逝者中，几乎没有谁的去世比鲁迅之死引起更大的社会震动，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孙中山。一位作家的去世，竟然能与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去世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鲁迅的影响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今天，他仍然是家喻户晓的文化人物。他的作品长期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几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熟悉鲁迅笔下的人物和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能背诵鲁迅作品的一些片段。我上个月去了浙江绍兴的鲁迅故里，这里常年吸引大量游客。对外地人来讲，提起绍兴，我们就会想起鲁迅的名字，想起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想起《故乡》里的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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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解释者

鲁迅不仅写小说，他后来写得更多的是杂文。他谈文学，也谈教育、社会、政治和国民性。他参与公共论争，对现实不断发表锐利的评论。人们读鲁迅，不只是欣赏文学，也通过他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因此，鲁迅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世界解释者”。

所谓世界解释者，我是指这样一类作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广大读者如何理解世界，尤其是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界解释者中一直有一批影响巨大的文学家。19世纪的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托尔斯泰，美国有马克·吐温。到了20世纪，还有奥威尔、萨特等人。人们读《雾都孤儿》《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镀金时代》，不只是在读故事，他们也从这些作品中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理解贫困与阶级、战争与革命、宗教与道德、家庭与社会这些重大问题。

今天当然仍然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或美国，都很难再看到有作家像鲁迅、狄更斯、萨特、托尔斯泰或者马克·吐温那样，同时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众人物和世界解释者。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人可能说，今天的人不那么爱读文学了，或者说社会越来越世俗、越来越浮躁了。简单说来，就是时代不同了。那么，究竟是时代的哪些变化，使得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很难再出现鲁迅这样的文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我想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学机制来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替代效应：文化娱乐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时间有限，文学要与越来越多的其他选择竞争。另一个是分工效应：过去文学同时提供娱乐、情感体验、社会观察和思想传播功能，后来这些功能逐渐有了各自专门的承担者。

这两个效应讲的是同一个变化过程：从读者的选择（或者说需求端）来看，是其他文化产品替代了文学；从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或者说供给端）来看，是原来集中在文学中的多种功能分解给了不同的生产者。两者共同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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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效应：注意力之争

让我们首先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早在1965年就提出时间分配理论，他说理解消费不能只看人们花了多少钱，还必须看他们花了多少时间。看一场电影需要两个小时，读《战争与和平》需要几十个小时。消费者付出的“价格”，既包括电影和书的价钱，也包括把这些时间用在别处的价值。经济学把后者叫作时间的机会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因为一本书便宜就买来读，不会因为一所商学院学费低就报名。读书要读好书，读商学院要读好的商学院。

一百年前，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闲暇时有什么文化娱乐？读小说、看报纸、去剧院、听音乐会，选择相当有限。今天，同样的闲暇时间，可以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体育比赛、电子游戏、新闻、播客、短视频、社交媒体以及无数其他内容之间分配。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文化和娱乐产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容易获得，而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相对地成了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今天人们说的争流量、博眼球、提高点击率，从经济学上看，都是“注意力市场”上的竞争。众多新的替代品分走了原本可能用于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文学家在社会注意力市场中的相对地位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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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什么曾经有那样崇高的地位？

一百年前，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能够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世界解释者？当时也有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记者，但在不少国家，最受公众关注的思想人物中，文学家占据了十分显著的位置。

文学有一种其他文化和思想作品不容易具备的优势。读者看小说，被故事和人物吸引，可以获得情感体验。与此同时，作者对社会、人性和时代的观察，也通过这些故事进入读者的思想。一个人未必愿意专门去读关于贫困、阶级、国民性或社会制度的论著，却可能愿意读鲁迅、狄更斯或雨果的小说，并在阅读中思考这些问题。伟大的作家能把娱乐和思想放在同一部作品中，这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吸引比许多专门论著更多的读者。

一百年前，电影尚在发展，电视、互联网更不存在，受教育人群能够选择的娱乐和知识产品远没有今天丰富。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但学科研究远未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面向大众的非虚构写作和知识传播渠道也非常有限。对于希望得到阅读乐趣，又希望认识社会的读者，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同时满足几种需要。文学因而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成为公众理解现实世界的重要途径。

鲁迅的影响当然不能完全用小说的娱乐功能来解释。他通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确立了文学声望，后来又大量写作杂文，直接参与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但也正因为文学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作家已经拥有的读者和社会声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公共讨论中的影响力。鲁迅因此能够从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成为许多受教育者共同关注的社会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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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效应：文学的功能分给了谁？

一百多年来，技术进步不断带来新的文化产品，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扩大了人们的选择，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也积累了大量新的知识。过去人们可能主要通过文学作品获得的故事、情感体验和对社会的认识，现在可以从不同的产品和作者那里分别获得。

如果想欣赏故事、人物和戏剧冲突，读者今天可以选择小说，也可以看电影、电视剧或视频。这些新媒介依靠画面、声音和表演讲故事。相比阅读小说，看电影、电视剧往往更省力，文学因此不再是人们欣赏故事的主要方式。

如果读者想知道经济为什么增长或衰退、政治制度如何变化、社会问题为何产生，他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记者和非虚构作者等，可以运用各个学科不断积累的知识与研究成果，更专业地讨论这些问题。许多问题当然不能仅凭一门学科就得到解释，现代学者也可以跨越学科，综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无论如何，公众要理解现实世界，已不必主要依靠文学家。

当然，一个作家仍然可能成为超级明星，好的文学作品仍然能够使人深刻地理解人的处境和社会生活，有些感受和认识很难从社会科学著作和其他非虚构作品中获得。只是文学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突出的综合优势，它原来同时承担的娱乐和社会解释功能，如今都有了许多竞争者。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过的文学盛况，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我的高中和大学阶段。那时候，电视远没有普及，节目也很少；电影虽然是大众娱乐的重要方式，但能够反映文革和改革初期社会变化的新电影还不多。与此同时，全社会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改革有着巨大的解释需求，而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评论刚刚恢复，能帮助普通读者理解这些变化的论著也很少。

当年的《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人生》等文学作品，不仅是感人的故事，也是人们理解教育、文革、企业改革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读物。当时文学期刊的印数也能说明这种影响力：1980年《人民文学》平均每期印数达到132万册，这样的数字今天难以想象。随着电影、电视等娱乐方式日益丰富，社会科学和非虚构写作不断发展，文学原来承担的部分功能逐渐由其他文化产品和知识生产者分担。

世界解释者并没有消失，只是越来越多地来自文学以外的领域。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及非虚构作者，通过畅销书影响大量读者对社会和时代的认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作者、政治学家福山和《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赫拉利，就是这样的例子。文学家仍然能够成为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社会思想的传播中占据特殊的中心位置。

所以，今天不再有鲁迅，并不是因为缺少鲁迅那样有才华的人，而主要是因为产生鲁迅式社会影响力的市场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